西北空管局完成北京大兴机场西北地区外围空域调整工作

到21世纪，在欧盟行政机构中，一个相对较新的现象是通过欧洲理事会立法设立越来越多的专业行政机构（agencies）。

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52】。【56】然而，在笔者看来，尽管此处敌我的分辨确实是先于法律进行的，但是，五四宪法第29条第2款的存在，本身就说明了对敌人进行政治权利的剥夺需要经过宪法的明确授权，而不是一种仅仅从人民民主专政中的专政概念就可直接推论出的原理。

因为在现行宪法上，除了第34条规定的、必须依照法律进行的剥夺政治权利以外，就再也找不出其他可以将一部分公民排除出政权之外的机制了。针对这一表述差异可能引起的疑惑，制宪者就专政一词作出过解释。然而，他在《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出版序言》中又说，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来反对……资产阶级，【48】这就直接把专政等同于阶级斗争了。相反，探究专政概念在宪法中的含义，必须以了解专政概念在学说史上、各个领域中的可能含义为前提。又通过守法义务条款、法治国家条款、人权保障条款，确立了微观意义上的国家专政活动须受法律约束的原则。

如彭真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中说道，人民民主专政，除了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的一面，还有全体人民对于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的一面。我国当前宪法学通说中，一般将人民民主专政是新型的民主和新型的专政的结合，即对广大人民实行民主和对极少数敌人实行专政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主要内容和特点之一，【42】在这一表述中，专政无疑直接等同于对敌斗争。[2]本文之所以叫简述与浅析，是因为中外行政程序法涉及的国家和地区过于广泛，而作者掌握的资料过于有限，只能对之简介简述之，又因为作者这方面的研究刚刚开始，尚未深入，只能对之浅评浅析之

这一观念认为，如果一国宪法无法在司法过程中得到适用，那么该国宪法就被认为没有获得真正的生命。因此，所谓宪法的司法适用，是指围绕裁判争议的现实需要，在有必要适用宪法解决争议的案件中，利用宪法体制内的职权协调机制将宪法规则导入审判过程，将有权机关对于宪法的解释和适用与法院审判结合起来，由此绕开法院无权适用宪法的马其诺防线，这既符合宪制结构，也回应了宪法司法适用的必要性。五、结语 在当代中国，宪法的司法适用不是宪法实施的主要途径，但这并不意味着宪法在中国就没有司法适用的空间。二是宪法是一个完整的价值体系，始终拘束适用者。

（2）法律间冲突，法院无权选择适用何种法律。法院围绕适用法律与有权机关形成法律理解、法律解释和法律监督等职权关系，也是宪法体制视角下不同国家机关互相配合的体现。

就其现实意义来看，除却在失望之余所促成的反思性经验共识之外，这一努力至少在制度层面上打破了纠缠于司法系统数十年之久的司法过程不（没有必要）援引宪法[2]的自我封闭倾向，验证并阐明了一个基本常识：在法治体系尚不完善的情景下，援引宪法补足法律漏洞实为必要，否则权利难获周全保护。[7]但这一退而求其次的理解，无论是正向的规导抑或反向的制裁，均无法在制度层面上要求法官依据宪法对所适用的法律进行解释。由宪法司法化运动推动的对中国宪法适用体制的反思，也不意味着宪法无法在既有的宪法体制安排下获得司法适用。此处被学界一直忽视的一个问题是，最高人民法院批复所禁止的是对《宪法》的援引，但并不禁止对诸如《立法法》《选举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等宪法性法律（广义的宪法）的援引，这一微妙差别，可能值得进行深入探究。

[4]这一看似迂回的策略仍实质性地赋予了法院抢滩许可，终究难免冲击既定的宪法体制安排。法院在裁判此类争议时，直接适用《选举法》关于选举资格的规定和《国家赔偿法》作为裁判依据。此外，从宪法与法律的关系来看，宪法调整基本社会关系，法律则是对宪法的具体化，但宪法仍保留专属调整领域，法律对此无法涉及。无论从何种意义上理解中国宪法的体制安排，均在结构意义上满足不了中国法院独力承担宪法使命的浪漫主义想象。

参见陈坤：《宪法能否司法适用无宪法文本依据——对我国〈宪法〉第126条及其他相关条文的误读及其澄清》，载《政治与法律》2017年第7期。从以法院为主体的适用宪法，到宪法规则在法院审判过程中的适用，这一思维转换的益处在于：第一，严守宪法界限，从整体宪法体制的视角，依托宪法体制内部的职权协调机制，化解法院无权与必要性的紧张关系。

[9]参见胡锦光主编：《宪法学关键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9页。应将此理解为基于宪法的解释。

就法院而言，当法院在审理过程中遇到上述三类法律依据问题时，应当中止诉讼，然后通过上述机制进行提交，提交的路径有三种：第一，通过案件逐级请示制度提交给最高人民法院，由最高人民法院依据《立法法》99条第1款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审查要求。[1]季卫东教授认为：最高法院这次批复的宗旨实际上是要以极其温和的方式推动法制的重大变革：一方面，在人权层次上为公民享有和维护基本权利提供充分的司法救济。[11]从既有的法院援引宪法的实践来看，法院大多在民事判决中援用宪法，在个别刑事判决和行政判决中亦有援用宪法的可能。依据《立法法》8条和第9条规定，司法制度属绝对性的立法保留，只能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以法律形式进行规定。若任意为之，虽满足了审判过程中适用宪法的必要性，但却是以审判机关对权力机关的权力抢滩为代价，甚至会造成政权组织体制的整体动荡。《立法法》修改后，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拥有一定范围的规章制定权，在城市化和城市管理转型的背景下，城乡建设和管理等立法事项，广泛涉及征地拆迁、交通规划等与公民切身利益相关的方面。

此时可以通过基本法律的授权授予法院解决这些问题、处理宪法有关的公民权利受到侵害的诉讼的职权，这就是中国宪法诉讼空间之所在。有效力的处理最终还是要回归到宪法规定的体制路径中来。

文章来源：《财经法学》2019年第6期。事实上，在制度的实际运行层面，业已进入审判过程的选举资格诉讼和国家赔偿诉讼，无疑便是法院直接适用宪法规则（《选举法》和《国家赔偿法》）解决争议的典型例证。

应当注意，这一法律解释提请机制，主要针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他提出，激活《立法法》有关立法审查请求权机制，疏通法院与全国人大常委会之间的制度通道，逐步形成一种可称为合宪性审查优先移送的机制。

这是当下宪法司法适用的核心难题。如此就未必有助于考察宪法在司法适用中的真实状况。相比较而言，经由人大系统的逐级提交更符合宪法的运行机理，因为我国宪法体制本身就是由上下级人大的关系串联起来的，并且，如果由法院内部的案件请示制度来提交，有可能会模糊法院上下级之间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消解上诉制度的功能。参见王锴：《合宪性解释之反思》，载《法学家》2015年第1期。

为何这一违宪的做法，可以得到现行宪法体制的容忍与认可？探究其原因，可发现，法院乃是通过获得基本法律的授权而直接适用宪法规则。[10]参见刘茂林、王从峰：《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的标准》，载《法商研究》2010年第6期。

[12]合宪性审查的具体职责由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进行，关于其职责展开的具体论述，请参见于文豪：《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合宪性审查职责的展开》，载《中国法学》2018年第6期。针对适用法律的合宪性问题，即法律漏洞、法律间冲突（平行或纵向的冲突）、法律违宪三种情形，《立法法》规定的立法监督制度分别作出对应处理： 第一，针对法律漏洞，可通过《立法法》45条和第46条的法律解释制度，由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在内的部分国家机关，就法律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律依据的，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法律解释要求。

另可参见叶海波：《最高人民法院启动违宪审查的宪法空间》，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以宪法权威和宪法稳定为代价，明显不符合比例原则，且潜含巨大风险。

并且，以法院无权适用宪法为由，而拒斥宪法的司法适用，可能存在适用范围的误解和概念上的混淆，进而阻滞制度空间的挖掘和路径探索。注释: 本文受华中科技大学文科双一流建设项目资金支持。[15]参见《行政诉讼法》第53条、第64条。在法律层面上无法解决的法律争议，主要由以下三种法律体系本身的问题产生：（1）法律漏洞，法官无法获得确定的裁判依据。

对于政治权利的救济，通过法院将其法律化处理，可有效祛除政治性，从而避免诸多不相干因素的干扰，获得基本的政治共识，也可更为有效地消解政治异议。三、走出法院无权适用宪法的思维误区 法院无权在审判过程中适用宪法，是由宪法设定的职权配置模式所决定的。

笼统抽象的分析无济于事，应从规范主义的层面进行理解，进而转换宪法司法适用的思考模式，力图在宪法体制内寻找和拓展宪法司法适用的空间与路径。那种将宪法作为裁判依据的判决，到目前仍然是较为罕见的。

这样一种宪法体制的整体视角，恰恰说明了宪法的实施和适用从来不是某一个国家机关的专属使命。该路径正是程序转接的体现之一，可谓在宪法司法化运动之后一种新型尝试，同时也是符合宪法体制的尝试，值得肯定。